本期主持 韦进潜

　　本周最受瞩目的事件当推人称“京城四少”之一的王烁被提起公诉案，案发将近一年，但至此公诉才提上议程。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聂树斌案，在真相大白后，至今仍然得不到申冤平反，聂树斌地下有知，死都难以瞑目。恶人当道，得不到处罚，好人被冤，却得不到伸张，悲哀乎？徒叹息罢了！这个社会需要基本的公平正义，我们要像对外呼吁承认自己的市场经济地位一样，呼吁公平法治的社会环境。

　　“京城四少”，哪一“少”都张狂

　　据9月18日的《法制晚报》报道，王府井车祸后司机“枪”指向对方，被称为“京城四少”之一的王烁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和故意损坏财物罪被公诉至法院。现年29岁的王烁是初中文化，担任北京王府世纪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以及北京辉耀置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本来该事件发生于2010年底，但因公诉才成为媒体焦点。9月19日的京城媒体《京华时报》，以《“京城名少”斗气王烁拔“枪”被诉》为题，指出在王烁住处起获枪支4支、气枪铅弹2000发、军用子弹6发。

　　而《济南时报》则指出，王烁豪车多，能显摆太张狂，经常在路边办车展。不仅如此，还揭出其他“三少”的绯闻、轶事。而受害人王珂更是表示，别给我扣“四少”帽子，因为被扣此帽子后，“是非接踵而至，就像中了邪一样”。

　　如此特大新闻，评论也是铺天盖地，《新京报》有评，“当下的一些‘公子’已经成为‘公害’。出身名门或者富贵之家，即便出国留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却半点‘贵族’气质没有”，并呼吁“期待此案能够做到公正处理，让民众信服，不要留下‘特权’猜想的尾巴”。

　　而经济观察网杨涛也指出，“富人炫富、逞强好斗，不仅是暴殄天物，更是加剧社会矛盾的激化，加剧‘仇富心理’，更加剧社会的动荡。”并在文末提醒，“多玩玩雅的东西，让你们的形象对得起你的江湖地位！”

　　如出一辙的是凤凰网自由谈，她们敏锐而不失温情地拟题，“真正的公子范儿：是真名士自风流”，指出从战国到明末、清末，及至民国都有“四公子”，但他们都能礼贤下士、才情斐然、卓尔不群，但不知今天的“公子哥”们何时能追远古遗风。

　　为何不能给聂树斌翻案

　　于刑诉法大修之际，一则冤案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河北青年聂树斌1994年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强奸罪被捕，次年被执行死刑。2005年另一名通缉犯王书金被捕后，主动供认出这起奸杀案。200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答复聂树斌亲属：聂案的申诉由河北省高院负责。但直至今日，聂案仍没有结果。

　　9月15日，由《人民日报》领头刊文质问“一个明摆着有冤情的案子，其查清过程为何竟如此艰难”，据作者的推理，“恐怕不是‘无人管’的问题”，“冤案猛于虎，但比冤案更可怕的是沉冤不雪、有错不纠”，于是，文章高呼“聂树斌案真的再也拖不起了”。

　　此后，光明网的《聂树斌能否“洗冤”，事关刑诉法尊严》、《聂树斌案再思考：纠正错案到底难在哪儿？》，《东方早报》的《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重庆时报》的《聂树斌案真相不能随蒙冤者死去》等文章相继跟进助阵。人民网也于16日发表网评，引用刑诉法规定和最高法院院长之言，点名直斥河北省高院“如此漠视法律规定，将法律的尊严置于何处？”

　　《南方都市报》在社论中指出，“如果说，彼时是公检法各部门的‘通力合作’终致酿成聂树斌冤案，那么当事实和证据孤零零地摆在那里、一摆又是六年的时候，当年的联合办案便不可逆转地异化为‘联合阻挠’”，强调“再审聂树斌案，将是中国司法面临的一场自救之役”。“最高人民法院亟待放弃长久以来的沉默，主导启动对聂树斌案的再审程序，还个案一个虽迟到却必须要到来的正义，也让人们有机会重拾对司法公正的起码信心。”(9月16日《南方都市报》)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不完全？

　　这周另一重大议题事关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本来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因温家宝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的再次提及，而成为新的焦点。

　　在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表示中国仍然愿意扩大对欧洲的投资，“但同样希望欧盟的领导人、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也要大胆地从战略上看待中欧关系，比如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此论，一方面给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带去一丝欣喜，但另一方面，似乎是一场有条件的谈判。

　　路透社有分析，即使欧洲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也还是会援助欧洲，因为欧洲的沦陷对中国没有好处，而且中国巨额的外汇不能全部押宝在美国身上，必须在欧洲寻求平衡。

　　9月20日，商务部就立即做出澄清，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表示，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支持欧洲应对债务危机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他并不认为二者之间一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同时，发言人亦声称，欧盟至今不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中方对此非常失望。(9月20日《证券时报》)

　　沈丹阳还称，“我们认为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决断。欧盟不予承认，这既与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现状不符，也不符合中国和欧盟经贸关系发展的长远利益。”这是大实话，中国加入WTO以来，因为不被认可“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所以一直有相当多的“反倾销”案，这对中国的出口造成很大影响。

　　某网做出专题解读中国的市场经济问题，分析到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国企改革告一段落，私有产权部分地得到确立，但市场下的价格自由和私有产权还没有完全实现，政府定价参与宏观调控，正在进一步扭曲市场机制。此外，行政干预和权贵资本主义等反市场因素始终存在，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模式论使得行政干预市场变得理直气壮。这个分析基本公允中立。

　　(作者系复眼网编辑)

　　本周推荐

　　☉报道篇

　　教育部孵化基地“孵”出12栋住宅楼

　　作者：张育群胡泉

　　来源：9月15日《南方周末》

　　春晖世纪2007年2月拿着一份和教育部共同兴建“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的合同(后来被证实是假合同)，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低价拿到了一块研发用地，却盖起了12栋LOFT住宅楼“北清创意园”，卖给了450名购房者。据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下称“生命园”)董事长袁曙光透露，相关利益方仅此项目就获利超过3亿元。

　　在工业园区低价拿地、打擦边球进行房地产住宅开发，是在中国3400个工业园区里，经常发生却鲜为人知的违规行为，不少人通过这种隐秘路线牟得巨额利润。但这次在生命园这个全国最大、中央领导人经常垂询的国家生物产业基地里，春晖世纪的违规行为，遭到了以袁曙光为首的园区管理者的强烈抵制。

　　这项目基本上算是空手套白狼—从合同签约开始，第一笔土地款就开始拖欠，直到两年后项目快销售完，生命园公司跟春晖世纪打官司后才拿到；而春晖世纪至今仍拖欠了建筑公司1.3亿元的工程款以及监理、设计费。春晖世纪几乎只花几百万土地款就撬动了这个价值5亿元的大项目。

　　据知情人士介绍，对于这个项目的处理，从北京市委到园区立场都很鲜明—这样一个国家级产业园区不允许出现土地违规行为，北清创意园必须恢复土地的研发用途—这意味着，必须清退购房人。从现在商讨的补偿方案来看，政府出于维稳考虑，希望生命园公司能够给购房者适当补偿。但该项目周边房价已较2008年时升值一倍，这意味着，无论如何，国有企业生命园公司都要多掏出数亿元，才能为这一骗局埋单。

　　点评：像这种靠国家政策倾斜，从而获得低于市价的资源，继而转手将其寻租的戏码，对国人而言早已不再新鲜。但此事事关教育部，事关中关村，事关北京大学，所以仍然足够夺人眼球。许多以科技、文化为名义的项目，成为一个个利益黑洞，深不见底，公义被私利绑架，此文是照进黑洞的一缕阳光。

　　☉评论篇

　　“特供”是食品安全最大敌人

　　作者：鲁宁

　　来源：9月19日《东方早报》

　　上周五，新华社发布《“特供菜”内幕：浙江少数权力部门在山区建绿色农供基地》的调查报道，公开揭露“特供”不但真实存在，而且已发展到无所顾忌和巧立名目的程度。在此，有必要对被新华社记者“逮”个正着的浙江省农业厅、水利厅、国土资源厅等少数权力部门作“二次曝光”。

　　食品短缺年代，大多数主副食品都采取凭票限量供应，一定级别的官员和某些统战人士，在票证之外，可享有不同程度的“特供”，也即他(她)们在普遍的限量供应之外，每月可再多拿到少量的肉、蛋、糖之类的“额外配给”。简言之，那时的“特供”虽说也系特权思维作祟，但终究第一需要自己花钱买，第二数量也受严格限制。加上那个年代缺乏信息传播手段，绝大多数百姓都被蒙在鼓里，社会倒也“相安无事”。

　　今天的“特供”则不然。维持“特供”不是仅为“多吃多占”，而是为了既吃得便宜又吃得健康安全。名目繁多的“特供基地”建设，皆打着“富民、脱贫、生态、有机”等旗号，所动用的皆系本该真正用于山区农民扶贫脱困的纳税人之血汗钱。

　　建立于“特供”之上的“安全”，其社会影响更为恶劣，它与胡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那么的格格不入！我们从不否认这些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为治愈食品安全“大面积溃疡”所做的种种努力。但我们不能不忧心忡忡地严肃挑明，只要专供少数人享有的“特供”继续存在，绝大多数老百姓所依赖的“普供”就一定问题多多。一言以蔽之，“特供”是中国食品安全的最大敌人！

　　点评：特供古已有之，觐见朝贡带的都是各地稀奇珍宝，特供亦非中国所独有，苏联的解体就有特供使然一说。然而，“过去有”和“别国有”都不能成为今日特供肆意横行的借口，孟子早就说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在现代政治意识日益普及的情形下，大伙更加会问，“凭什么主人吃有毒的，仆人都吃好的啊？”

　　[焦点人物]马文聪：“我爸是市长”

　　又一个“富二代”火了，也是在校生，也是开名车，也是交通肇事案，也是案发后逃逸遭拦截，也是拦截后喊了一声“我爸是……”。不过，喊出“我爸是市长”的马文聪，他爸不是真“市长”，而“李刚”却是真李刚。

　　事发9月18日晚10时许，温州市区江滨西路14中附近，19岁的中学生马文聪驾驶其父奔驰越野车，因停车问题与一食品店女老板发生争执，马文聪拿起店里的计算器砸在了店主两岁的女儿头上，顿时血流满面。随后马欲驾车逃离，有市民见状进行拦阻，此过程中，马文聪撞伤数人，并将吴某左腿压断，后又倒车再次碾压。

　　见此情形，10多名群众迅速围上来抓住了马文聪，马文聪见势不妙，喊出了“我爸是市长”这句话。19日，以涉嫌故意伤害罪，马文聪被当地公安局刑事拘留。调查后发现马父并非市长，而是某公司董事长，母亲为该公司会计。

　　“李刚门”犹在眼前，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仍未平息，马文聪案怎能不再度刺激一把国人敏感的神经，喟叹“富二代”“官二代”伤不起。曾经，一句“我是国家公务员”引发了一场群体性事件，一句“我爸是李刚”引爆了舆论狂潮，但却仍有人不以此为戒，狐假虎威，再唱高调，捏造父亲。当个案被联系在一起，变成现象后，权贵子弟已经在国人心目中留下刻板印象，骄横、残暴、嚣张、豪奢成为了他们的标签，标签一旦被贴上，想再撕下来就很难很难。